进入一个有苦吃不完的世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看理想 ，作者：张秋子

只要还在生活，痛苦似乎就不会消失，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但痛苦本身的感受并不令人舒适，因而我们想要逃避。

今天的文章，来自作家张秋子，她从美国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的短篇《格林利夫》出发，借助小说极端甚至有点残酷的写法，来看一看人们可以怎样理解痛苦。

在张秋子看来，除了消灭、抑制、掩盖，我们也可以把痛苦理解成一种获得领悟的契机：通过痛苦，人会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意识到人生并不是一条可以被完全规划、被彻底修复的道路。

01.

痛苦、死亡和唤醒

奥康纳身上最令人熟悉的标签，是美国南方作家、哥特、暴力、宗教等等。实际上，奥康纳本人很早就出名了，不过并不是因为文学，而是因为一只鸡。

她在很小的时候，曾经把自己养的一只鸡训练得可以倒着走路，这件事后来被当地电视台报道。她是养鸟狂人，可以叫出家里的每只鸡的名字来。后来甚至还通过商品邮购的目录买了孔雀在家饲养，并且让孔雀也成为了她个人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养鸡，还有一桩事情，对奥康纳本人也有着非常深的影响，她的父亲虽然非常宠爱她，但去世得很早。在奥康纳小说里，有一种家庭结构反复出现——一个寡妇，加上与她相依为命的子女，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往往并不和谐，甚至充满紧张和敌意。这应该和她本人父亲早逝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奥康纳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患上了红斑狼疮。这是一种免疫系统攻击自身所引发的疾病，会带来关节炎以及持续的疼痛。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她常常要拄着拐杖出门，拐杖几乎成了她的“第三条腿”，这样一种生病的经历，在她的小说里体现为各种人物在身体上残疾的设定，比如装着木腿的人，而身体所遭遇的痛苦和暴力，也是她小说中的常客。

奥康纳这么写并不是要去故意吓唬读者，制造噱头，她之所以使用怪诞、暴力的元素，是为了传达一种令人震惊的视角。关于这个手法，她打了个比方，说，对于听力不佳的人，你在和ta沟通的时候，就要大声呼喊；对于几乎失明的人，为了让ta注意到某种变化，你就必须使用夸张而醒目的标识。

而这也正是《格林利夫》这则短篇的核心主旨，故事中那些残酷的、诡异的死亡，在她看来，可以像是一种唤醒、一记响钟，必须用惩罚的方式才能让人有所顿悟。

当然，奥康纳的出发点是宗教性的，她本人也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天主教徒，她的信仰对于不信教的人来说，多少会有一些距离，但是她动用的手段却是经验层面的，比如，疾病、身体的崩坏、痛苦和死亡，这些都是我们人人必须经历的东西。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读她的故事的时候，往往会被带到一个并不完全依赖宗教教义的语境里面。奥康纳并不是纯粹地只关心信仰本身，就像她自己说过的那样：我是一个天主教作家，但是我也有现代意识。

她的现代意识，从这些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痛苦和死亡里出现。她让这些问题从纯粹的宗教义理中被拉了出来，获得一种更普遍，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更能感知到的意义。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格林利夫》的大致情节是怎样的。

这个短篇所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美国南方的农场里的故事，这个“南方”，并不是单纯指地理位置上的南方，而是一个在历史上已经失败却又无法消失的世界。内战、奴隶制和旧的秩序留下了重重阴影，让人物长期活在一种关于愧疚、罪责的记忆之中。

这座农场的女主人梅太太守寡多年，一个人经营着一大片牧场。在她的自我认知里，她是一个精明勤奋、讲秩序的人，她最看重的就是“一切都要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不论是土地、牲畜、雇工，还是别人对她的态度。

这位梅太太雇佣了一对姓格林利夫的夫妻。格林利夫太太沉默寡言、勤快能干，几乎从不顶嘴，相比之下，格林利夫先生就显得没什么存在感了。夫妻俩还有两个身强力壮的儿子，这两个儿子后来参了军，在海外立了战功、成了英雄。他们俩还会经常用相当虔诚的宗教用语给格林利夫太太写信——说明他们也都是忠实的信徒。

不过，梅太太可羡慕不起来，因为她觉得，自己这个“雇主”，在社会地位和道德上，如今反而被这一家人压过了一头，这让她心里很不是滋味。

后来，让两家人真正起了冲突的是一头牛。这头牛不知道是谁家的，它身形巨大，角上缠着铁丝，总是神出鬼没地闯进梅太太的农场，在她的地盘毁坏围栏、糟蹋草地。

梅太太非常厌恶这头牛，一方面是因为它带来了实际的损失，另一方面，她隐约感觉到，这头不受控制、不讲规矩的牛，对她的权威构成了的挑衅。

为此，她多次要求格林利夫一家把牛处理掉，因为在她看来，这头牛很可能是他们的，但令她感到气愤的是，这一家人对她的要求无动于衷。终于，忍无可忍的梅太太决定采取行动，打算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她在一个早命令格林利夫先生立刻去把牛杀掉。

就这样，格林利夫先生被她押着去猎杀那头牛了。梅太太自己坐在保险杠上，嘴上抱怨连连，却又不愿放弃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就在她快要彻底失去耐心的时候，她看到那只牛突然疯狂地朝她冲过来，很快，牛角刺穿了她的身体，她整个人被牛顶在了半空中。

最终，格林利夫先生看到的，是梅太太的身躯紧贴着牛头，仿佛在低声说着什么。故事到这里便戛然而止了。

02.

什么是“活着的”？

既然整个故事都是围绕着梅太太的经历展开的，小说为什么叫《格林利夫》而不叫《梅太太》？

先来看看这两家人的名字都有怎样的潜在意涵。在英文原文里，“格林利夫”是Greenleaf，直译过来，是“绿色的叶子”。在很多英文小说里，作家们都很喜欢用自然化的元素，来暗示人物的生命力和价值取向。比如，在福克纳的《八月之光》里，女主角莉娜的全名是Lena Grove，这个grove就是小树林、小灌木丛的意思。

这里奥康纳采取的是一种类似的技巧，从名字的设计上，就流露出了她对虔诚信教的这一家人的认可，在情感和价值上，她更倾向于认同“格林利夫”这一家。而在梅太太的眼睛里，这家人被故意抹黑成是“野地里的百合花”，只顾着“野蛮生长”。

梅太太的名字，May，就是五月。奥康纳并没有给这个人物起一个和“绿叶”正面相对、听起来就毫无生机的名字，而是用了“五月”这个让人联想到晚春、花正盛开的季节的词。

如果常读欧洲19世纪的小说，会发现一个叫做五朔节的节日，May Day，人们在这个时候要竖起五朔柱，围着它跳舞唱歌，庆祝自然和青春的复苏。五朔节本质上也是一个关于生命力的节日。

奥康纳为这个角色取名为五月，是想通过暴力性的死亡，让她获得一种领悟和改变，她的名字暗示了某种改变的可能。

我们再来看一下小说中人物身份的设计。前面提到，格林利夫夫妇有两个儿子，他们信教、参军、上大学，读的是农学院，再次把这家人和象征自然的土地、农业联系在了一起。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梅太太家的两个儿子，一个是自认为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一个是精明的保险推销员，这两种选择则都是非常“现代”的职业路径。

通常在大众印象中，现代化的职业，似乎会比传统的劳作显得更高级一些，知识分子、商场精英，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得也会更幸福，但在小说里，格林利夫夫妇的两个儿子生活美满，梅太太的两个儿子每天郁郁寡欢，看彼此不顺眼，日子一地鸡毛。

在麦康纳的安排下，梅太太这一家虽然站在更“现代”、更体面的社会位置上，却一直陷入持续的不安和不满之中，而虔诚信教、从事和自然相关的格林利夫家族，尽管生活十分朴素，却显得更加幸福。

从名字到各种物件，再到人物的职业与生活方式，麦康纳有意识地编织出了一系列鲜明的对比，来强调这种现代与自然的二元对立。

在《格林利夫》里，很多观察、判断和描写，都是通过梅太太的视角传达出来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可以感受到，她绝不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她的目光里充满了偏见。

奥康纳在这里使用了一种在学术上被称为“自由间接体”的叙述方式——小说里人物的想法、判断和情绪，直接混到了叙事里。奥康纳没有说，“梅太太想：‘他是个坏蛋’”，而是直接说他是个坏蛋，这让故事看起来更像一种客观的现实，虽然角色是带着强烈的偏见在叙述。

这种“自由间接体”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会诱导读者一起犯错。有的读者会觉得，格林利夫一家人很坏、很势利。但当你意识到，这些印象几乎全部都来自梅太太的主观视角时，就会突然明白：这些印象，都并不是小说作者的立场，而是人物具体的偏见。

伪装成客观叙述的“自由间接体”，实际上是在紧贴着人物的大脑皮层说话的。也正是通过这种叙事方式，我们越读就会越清楚地看到梅太太本身的偏执。

在看似体面、优越、有秩序的外壳之下，梅太太的生活是支离破碎的，她眼中那一家被描述得又穷、又糟、又势利的格林利夫家，反倒在某种意义上是“活着的”，是有延续力、有生命力的、有幸福感的。

03.

极端而暴力的结局

奥康纳还设置了两种更为鲜明的细节，来增强读者对于这种二元对立的记忆。也就是小说里的空间，以及空间中的光线。

在小说里，梅太太似乎总是处在“高处”。例如故事一开始，牛扯着梅太太家窗子底下的树篱时，从空间关系上看，她是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以一种向下的视线来看那只牛的。

梅太太始终在空间上处于高位的隐喻，和格林利夫一家形成了一种讽刺性的对倒：社会地位低下的格林利夫一家，他们的双胞胎儿子凭借战后机遇跻身中产，并建立起现代化的牛奶场，相比之下，看似高高在上的梅太太一家其实早已摇摇欲坠，藏在优越感之下的，是对“下层”超越“上层”，一个种族“反超”另一个种族的焦虑，这种焦虑放大了梅太太的偏执。

此外，梅太太所处的环境，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幽暗的。比如说，她窗台下面开着一盏昏暗的粉色台灯。可是，当她来到格林利夫家的挤奶室时，整个环境的亮度就突然发生了一种相当极端的、强烈的反转，奥康纳是这么写的：

“她（也就是梅太太）打开挤奶室的门，把头伸进去。在最开始的一瞬间，她觉得自己仿佛要喘不过气了。阳光从排列在两面墙上、齐人高的一排窗户外照射进来，充斥在洁白无瑕的水泥房间里。金属立柱闪烁出强光，她必须眯着眼睛才能看清全部东西。她快速地缩回脑袋，关上门，倚靠着门，皱起眉。外面的光线不是那么明晃晃，但她觉得太阳就在她头顶的正上方，如同一颗即将掉进她脑袋里的银子弹。”

结合小说的创作背景，在神学的语境下，“光”其实是一个非常直接、几乎不需要解释的隐喻，它指向的是救赎、启示、恩典，是被点醒的状态。

小说这里对于强光的描写，在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梅太太长期生活在一种不受祝福、缺乏信仰、内在混乱的状态中，这也是为什么，她会在格林利夫家这个极其明亮的挤奶室里，会觉得无所适从，因为这样一种给予启示、恩赐的力量，是作为“现代人”的她所根本无法承受的。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提出著名的“洞穴隐喻”，一群人长期生活在黑暗的洞穴里，ta们能看到的，只是火光映在墙上时投下的影子。有一天，其中一个早已习惯了昏暗的洞穴生活的人被带到了洞外，就这样，ta见到了真正的阳光，同时也看到了真实的世界。

但在真正的天光之下，这个人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喜悦，而是刺痛、眩晕、痛苦，ta甚至想要立刻逃回到黑暗的洞穴之中。事实上，ta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并不是因为光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ta已经习惯了黑暗。

当我们理解了这样一套逻辑之后，再回到《格林利夫》这篇小说里，会发现，梅太太就正是这样一个长久生活在阴暗中，并在初次接触到光的时候感到恐慌的“洞穴人”。她的身体、她的意识都早已在昏暗的、旧有的秩序中生根发芽，早已无法承受真正的“天光”的照耀了。

这与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处境是相似的。很多人在进入大学之前，所接受的教育是统一而僵硬的。它的目标并不是让人真正理解世界，而是去训练你如何服从一套标准答案，如何在既定的规则里存活下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对于这些学生们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同时也很有可能让ta们变得非常脆弱的阶段，在这四年里，ta们会开始接触到不同的价值体系、不同的知识结构，也会第一次被要求为自己的判断负责。

但问题就在这里——这个过程几乎必然是痛苦的，它会带来不适应，会动摇你原先坚信不疑的东西，甚至会让你产生一种被“冒犯”的感觉，就像“洞穴隐喻”中，洞穴里的人第一次被拉到阳光下，不一定觉得快乐，反而被刺痛，并感到恐惧。

在梅太太这里，她走向了死亡。可以说，奥康纳是一步一步地，将人物推向了最后那场无法承受的、无法存活下来的、极端而暴力的结局。

04.

通过暴力入侵来完成的救赎

关于奥康纳对于神与暴力的思考，有这样一个故事：

奥康纳曾在一封信中说过一句非常重的话，大意是这样的：今后，任何人如果想要写和我有关的文章，那ta就必须先阅读我所有的作品，只有这样，ta才能做出合理的批评——尤其是我那篇关于玛丽·安的文章。

这个玛丽·安到底是谁？为什么奥康纳会把她看得这么重要？

玛丽·安，自出生以来，就有着一副极其恐怖的模样——她的面部长有严重的肿瘤。三岁被医生诊断，她的生命，最多只能再维持六个月。为了活下去，她接受过输血、镭疗、X光治疗，甚至有一只眼睛都被切除了，但肿瘤依然在不断生长，这给玛丽·安一家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

玛丽·安的母亲虽然年纪很轻，可她自己身患疾病的同时，还要再另外照顾三个孩子，她最终实在无力再继续照料玛丽·安。于是，玛丽·安就从路易斯维尔被转送到了亚特兰大，由那里一家机构里的修女们抚养。

在接下来的九年，对那些照顾她的人来说，以及对所有曾经探访过她的人来说，这都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经验。奥康纳为此震动，专门写了有关玛丽·安的文章，核心在说，受苦就是祝福。

奥康纳本人明确反对优生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产前筛查。我们通常会说，产前筛查一方面是为了不让这些孩子来到世上受苦，另一方面，是为了孩子父母的生活，在ta们出生之前，就让ta们不再存在，以避免痛苦发生。

对于奥康纳来说，今天这种把死亡掌握在自己手中，甚至提前把生命的可能性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态度，她是高度警惕的，她甚至会直接把这种思路，和第三帝国的乌托邦理想联系在一起——那个帝国，正是从残障人士开始，系统性地实施屠杀的。

对此，她曾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有时候，最残酷的苦难，并非真正的痛苦本身；最糟糕的境遇，也并非真正的困扰。

奥康纳之所以会持有这样的观点，至少有两点必须要考虑：第一点，奥康纳本人也是一个残疾人。在红斑狼疮发展到非常严重的阶段之后，她已经基本失去了行走能力，大多数时间都只能困在家中。

某种程度上，她对痛苦的这种理解，很可能也是一种她为自身处境寻找意义的方式。她希望在无法逃避的痛苦中，看到救赎的可能，于是也把这种理解推广到了在她之外，更为广泛的生命经验中。哪怕那个生命还没有出生。

第二点则和她一贯的思想立场有关。事实上，奥康纳是一个对“现代性”、“启蒙”等观点抱有强烈厌恶情绪的人。

她曾明确指出：自18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相信，生活中的一切弊病与谜团，终将被科学进步所解决，然而，讽刺的是，科学进步不仅没有扫除生活中的一切弊病与谜团，反倒让人类正面临着整体灭绝的风险。

在她看来，这正是因为相信自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现代人拒绝了来自神的帮助，拒绝了对人的脆弱性的承认，从而否认了人有限的本质。

在阅读《格林利夫》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奥康纳的立场。她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天主教信徒，真心推崇天主教仪式。

当然，这种仪式在非教徒看来难以理解，但在奥康纳这里，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形式本身，而是说，领悟、救赎、恩赐，是必须通过暴力入侵来完成的。

05.

装信仰，装尊严，装勇气，装启示

对今天大多数的“现代人”来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信教”的大背景下的，所以在情感上很难真正理解奥康纳的立场。

当然，我的目的也不是说，通过解读《格林利夫》，要让大家去接受奥康纳对痛苦和死亡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大家意识到一件事：在理解痛苦和死亡这件事上，从来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也没有哪个答案是天然正确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都会给痛苦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

奥康纳明确地反对所谓的优生优育，因为在她看来，让那些可能有残疾的孩子“消失”在母体之中，本质上还是一种屠杀。但对今天的我们来说，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优生优育太好了，因为它让孩子也让父母都避免了巨大的痛苦。

造成这样一种认知差异的，是因为与作为虔诚信徒的奥康纳不同，现在的人们其实以及不太相信“痛苦本身可以带来领悟”，更不太相信通过受苦获得启迪的逻辑。痛苦，尤其是死亡这种极致的痛苦，本该是一种多义的存在。

有意思的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也有非常相似的一套逻辑：我们常常会把痛苦和忍耐、品质、道德绑在一起。比如《三国演义》里，关云长刮骨疗毒，一声不吭；再比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它们都在强调：你要把痛苦转化成一种道德资源，一种让你能在未来向上攀升的资本。

当然了，这套“吃苦叙事”后来也遭到了很多批评。因为在这种逻辑里，痛苦本身被美化到了一种很危险的程度——好像你越能吃苦，哪怕没苦也要硬吃，才能证明自己是个“好人”。

不管是在西方宗教传统里，还是在中国的道德叙事中，苦难，以及苦难最终通向的死亡，常常被当成一个最值得标榜的东西——不论是宗教上的，还是道德上的。但痛苦的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种族、文化和时代发生变化。

而奥康纳之所以对此非常敏感，正是因为她觉察到了这样一种痛苦在意义上的变化，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优生优育，还有一种影响她创作的情况，在美国种族主义最严重的时期，白人曾经发展出一套极其荒谬、但影响深远的观念，在这些人看来，白人的身体是敏感的，是能够感知痛苦的，相比之下，黑人的身体则被想象成像动物一样，是“不怎么疼”的。

痛苦并不仅仅是生理层面的，它同时也可以是文化的、社会的，是能被观看、被理解和被操作的。

但无论我们给痛苦和死亡赋予什么样的意义，有一点是共通的：在文学里，痛苦和死亡几乎总被“赋予意义”，文学中的痛苦从来不是空白的，它就像一个壳，可以装信仰，装尊严，装勇气，装启示。